第五章：她沒有忘記鎖門

洪采寧比約定時間早了二十分鐘。

殷重光從樓梯口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坐在靠牆的雙人座，面前擺了兩個空杯。不是兩個人的兩杯——是她一個人喝完兩杯的兩個空杯。拿鐵，杯壁上殘留的奶泡已經塌下去了，像融化了一半的雪。

他從板橋車站旁邊這家連鎖咖啡廳的二樓入口走進去。週四下午三點，客人不多。音響放著爵士樂，音量開得比必要的大。冷氣太強，靠窗的位置有人裹著外套在用筆電。

殷重光走過去。洪采寧看到他，身體往前傾了一下。她今天穿一件深色的連帽外套，拉鏈拉到最上面，雙手抱著自己的手肘。

「殷先生。」

「洪小姐。」他拉開對面的椅子坐下。選這個位置是因為角落，背後是牆，視野可以涵蓋整個二樓。習慣。

她的手指正在撕杯套上的紙邊。手指在抖。不是上次在分局見面時那種指節敲擊桌面的焦躁——是一種更細碎的、從裡面往外滲的震顫。咖啡因。他的目光從她的手指移到那兩個空杯上，再移回來。

「你緊張嗎？」他問。

「不是緊張，是咖啡因。」洪采寧的語速跟電話裡一樣快，句子和句子之間不留間隙。「我焦慮就會喝咖啡，喝了咖啡更焦慮，更焦慮就再喝一杯。」

「惡性循環。」

「對。」她扯了一下嘴角。不算笑。「跟報案一樣。越找不到人越焦慮，越焦慮越找不到人。」

那個扯嘴角的動作停留了不到一秒就消失了。像點火失敗的打火機，有火星但沒有火苗。

殷重光去櫃台點了一杯美式。等咖啡的時候他站在吧台旁邊，看著洪采寧的背影。她在翻自己的包，把東西往外拿——手機、一包面紙、一個零錢包——然後從最裡面掏出一個小東西，握在手心裡。

他端著咖啡回到座位。

洪采寧把手掌攤開。

一個銀色的隨身碟。很小，大概姆指的一半長。上面貼了一張白色標籤，手寫的字：「備份」。字跡很小，寫得很工整，筆畫帶一點圓潤——女生的字。

「這是映彤的。」洪采寧把隨身碟放在桌上，放的位置精確地在兩人之間的正中央。「她出事之前交給我保管的。」

殷重光沒有動。他的目光停在那個隨身碟上。

「什麼時候給你的？」

「一月底。農曆年前。」洪采寧的語速慢了下來。只要談到柯映彤的細節，她的節奏就會改變——像換了一個人在說話。「她約我出來吃飯，吃完之後在捷運站外面把這個塞給我。」

「她怎麼說的？」

「她說⋯⋯」洪采寧閉了一下眼睛。「她說，如果她突然聯絡不上，就把這個交給警察。」

殷重光的呼吸沒有變。他把右手從桌上移到膝蓋上，拇指無意識地壓住褲子的接縫線。

「你當時怎麼想？」

「我以為她又在——」洪采寧停住了。停的方式不像在選措辭，像是撞到了一面她自己架起來的牆。「映彤有躁鬱症。你知道嗎？」

「我知道。」

「她有時候會⋯⋯比較戲劇化。」洪采寧低下頭，看著桌面。「我當時覺得她太緊張了。我跟她說不會有事的，你想太多了。」

她的聲音掉了下去。不是消失，是往下沉，沉到一個殷重光得用力聽才能分辨的頻率。

「然後她就不見了。」

殷重光拿起那個隨身碟。銀色外殼上有幾道細小的刮痕。他用拇指摸了一下標籤的邊緣——標籤貼得很牢，沒有翹起。

「你看過裡面的東西嗎？」

「看了。」洪采寧點頭。她的手又開始撕杯套。「是她自己整理的。你知道嗎，映彤有一個習慣——她什麼都記。她有一個筆記本 app，每天寫日記，手機裡的照片按日期分類。她⋯⋯她連每個月吃了幾次藥都有紀錄。」

洪采寧吸了一口氣，像潛水前的那種。

「裡面有通話紀錄的截圖、錄音檔、還有她自己寫的筆記。她發現她媽在跟一個人通電話。不是普通的電話——是那種⋯⋯你知道嗎，那種語氣。討論怎麼處理她的『問題』。」

「什麼問題？」

「她。」洪采寧的食指在桌面上點了一下，很重。「映彤就是問題。她的躁鬱症就是問題。她發病的時候會很亢奮，會花很多錢，會連續好幾天不睡覺。家裡覺得她是負擔。」

殷重光沒有接話。爵士樂換了一首，鼓刷的聲音在頭頂的喇叭裡沙沙地響。

「她在筆記裡寫，她媽叫那個人『顧問』。」洪采寧的聲音稍微穩了一點。進入細節的時候她比較能控制自己。「不是什麼正式稱呼，就是她媽在電話裡的用詞。『我問一下顧問。』『顧問說可以安排。』」

殷重光在A5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他等洪采寧講完才動筆。

「通話的對象號碼有嗎？」

「有。映彤截了好幾張圖。同一個號碼，打了很多通。」

「我需要這個隨身碟。」殷重光的目光從筆記本移到洪采寧臉上。「你有備份嗎？」

「有。」她說得很快。「我複製了一份在我自己的硬碟裡。」

殷重光點頭。他把隨身碟放進外套內袋。布料隔著，他感覺到那個小東西靠著胸口左側，金屬的硬度透過襯衫傳過來。

「洪小姐。」

「嗯。」

「為什麼現在才拿出來？」

洪采寧的手停了。撕到一半的紙邊懸在空中。

「因為我之前以為報案就夠了。」她說。聲音平了下來，平到幾乎沒有起伏。「我以為你們會查。然後案子被撤了。」

她抬起頭，看著殷重光。目光裡不是責怪——殷重光認得責怪的眼神，那種他在家屬約談時見過無數次的、帶有方向性的憤怒。洪采寧的目光不是指向他的。是指向他身後的某個東西。一個系統。

「你說你會繼續了解情況。」她說。「所以我來了。」

殷重光知道她需要什麼。她需要相信有人在做事。這個需求本身帶有一種重量——不是請求，是放下。她把這個東西放在你面前，你不接也得接。

他把咖啡端起來喝了一口。已經涼了。苦味比剛買的時候明顯。

「我會看的。」他說。

當天晚上，殷重光在辦公室裡插上隨身碟。

九點半。許芷蔓還在，她每週四固定晚班處理報表。螢幕的光照在她臉上，藍白色的。她看到殷重光插隨身碟，目光停了一下，沒有問。

隨身碟裡有三個資料夾。

第一個資料夾叫「通話紀錄」。裡面是十二張截圖。手機通話紀錄的截圖，每一張都用紅色標記圈出同一個號碼。號碼以 09 開頭——手機號碼。殷重光把十二張截圖的時間排列出來：最早的是去年九月，最晚的是今年一月中旬。每通電話時間長短不一，最短三分鐘，最長四十七分鐘。

第二個資料夾叫「筆記」。一個 PDF 檔。殷重光打開來——是柯映彤的手寫筆記拍照轉成的 PDF。字跡跟隨身碟標籤上的一樣，小而圓潤。她用條列的方式記錄自己的觀察：

九月十七。媽在房間裡講電話。聲音壓得很低。我經過的時候她把門關了。

九月二十二。又在打電話。這次在廚房。我聽到她說「她最近又不太穩定」。她看到我就掛了。

十月五日。偷看媽的手機通話紀錄。同一個號碼，打了六通。備註寫「顧問」。

十月十二。上網查這個號碼。查不到。用 whoscall 也查不到。

十一月三日。媽跟爸吵架。我在房間裡聽到。媽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爸說「那你要怎樣」。媽說「我已經在問了」。

十一月十五。我問媽在跟誰講電話。她說朋友。我說什麼朋友。她說你不認識。她的眼神——

後面那一行被塗掉了。用很重的筆劃反覆塗了好幾層，看不出原來寫的是什麼。但塗掉的面積很小，大概只有四五個字。

殷重光盯著那塊塗黑的區域。他不知道那幾個字是什麼，但那個反覆塗抹的力道本身就是一句話。

十二月一日。決定開始錄音。

第三個資料夾叫「錄音」。

兩個 MP3 檔案。殷重光點開第一個，把音量調低，湊近螢幕。

雜音。背景有電視的聲音，很遠。然後是腳步聲——拖鞋踩在地板上的那種。一個女人的聲音，壓得很低，但距離收音的位置很近——可能手機就放在旁邊。

「⋯⋯最近比較嚴重。上個月刷了三萬多。」

另一個聲音。電話那頭的，經過手機喇叭的失真，性別判斷不出來——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聲音偏低的女性。語速平穩，沒有情緒起伏。

「嗯，這種狀況我們遇過很多。」

「她不吃藥。」女人——柯母——的聲音帶著一種被磨了很久的無奈。「醫生開的藥她不吃。說副作用太強。你說怎麼辦。」

「這是常見的。有些情況，家庭的環境本身就是壓力來源。分開一段時間，對雙方都好。」

「可是她不會同意——」

「不需要她同意。」對方的聲音還是平穩的。「我們的經驗是，環境改變之後，大部分人會慢慢接受的。」

錄音在這裡中斷了。殷重光看了一下檔案的長度：兩分十七秒。

他的食指懸在觸控板上方，沒有點開第二個檔案。他的手指不動了。不是猶豫——是在處理。像電腦讀到一個異常的資料格式，需要多花幾毫秒重新解析。

他把第一段錄音的內容在筆記本上逐句記下來。寫完之後回頭看了一遍。

「不需要她同意。」

他用藍色原子筆在這句話底下畫了一條線。

然後點開第二個檔案。

這段更短。一分四十三秒。背景比第一段安靜——可能是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房間。柯母的聲音比第一段放鬆一些，語氣裡的試探少了，像已經做了某個決定之後的人。

「——那個地方遠嗎？」

「不遠。新北市範圍內。環境很好，空氣很好。」

「她去了以後⋯⋯可以打電話嗎？」

「初期我們建議不要。讓她先適應。」

「好。」柯母停了一下。「那⋯⋯費用的部分——」

「這個我們見面再談。電話裡不方便。」

「好。」

又一段沉默。大概四秒。然後柯母開口了。聲音比前面輕了一些，像在說一件自己還沒完全說服自己的事。

「我只是想讓她好起來。」

「我理解。很多家長都是這樣。」

錄音結束。

殷重光把耳機從耳朵裡拿出來。辦公室裡的聲音重新灌進來——日光燈的電流聲、許芷蔓打字的聲音、走廊上不知道誰在咳嗽。

他的喉嚨有東西。不是痛，不是灼熱——是一種收窄。像有人拿棉花塞進氣管裡，不至於窒息，但每一口呼吸都要多用一點力。

「許芷蔓。」

她的手指停在鍵盤上，轉過頭。

「我需要你幫我查一個號碼。」他把筆記本推過去，上面寫著那串 09 開頭的數字。「不是通聯紀錄——我知道調不到。我要的是，這個號碼有沒有出現在我們系統裡的其他案件中。」

許芷蔓看了那個號碼三秒。她的記憶力殷重光已經見識過了——她不需要抄下來。

「你要找什麼？」

「這個號碼跟其他失蹤案的家屬有沒有關聯。」

許芷蔓沒有追問原因。她把目光移回螢幕，手指開始在鍵盤上動。

「明天給你。」

週五下午。

許芷蔓把一疊紙放在殷重光的桌上。六張。釘書機釘在左上角，釘得很正。

「六個。」她說。

殷重光拿起來。

六個不同的案件。六個不同的家庭。許芷蔓從家屬訪談紀錄和通話往來資料中比對出同一個號碼——六個毫不相干的家庭，紀錄裡都出現過那串 09 開頭的數字。

六個案件全部撤案。

殷重光一份一份翻。許芷蔓站在他旁邊，沒有坐回自己的位置。

第一個。三十二歲男性。思覺失調症。家屬報案後三週撤案。撤案理由：「失蹤人已與家屬取得聯繫，確認人身安全無虞。」

第二個。四十五歲女性。重度憂鬱症。家屬報案後一個月撤案。

第三個。二十八歲男性。成癮問題。酒精加安非他命。家屬報案後十天撤案。十天。最短的。

第四個。五十一歲女性。雙極性情感疾患。報案後五週撤案。

第五個。三十七歲男性。長期家暴的施暴者——受暴方報案後，施暴者「自願離開」。報案後三週撤案。

第六個。二十四歲女性。邊緣性人格障礙。家屬報案後兩個月撤案。兩個月。最長的。

殷重光翻完最後一頁，把那疊紙放在桌上。

六個人。六種不同的「問題」。同一個結局。

他的目光停在那六份紀錄上，手指沒有翻動，呼吸很淺。六個家庭。每一個都有一個讓全家人無法正常生活的成員。每一個都打了同一通電話。每一個都撤了案。

「通話時間集中在撤案前一到兩個月。」許芷蔓的聲音從他右邊傳來，平靜，像在念一份會議紀錄。「最密集的時段是報案前後。有幾個案件是先有通話、後有報案、再撤案。有幾個是報案之後才開始通話。」

殷重光點頭。他在筆記本上畫了一條時間線。

「所以它不只是善後。」他說。聲音比他預期的低。「它從一開始就介入了。」

許芷蔓沒有接話。她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茉莉花茶的味道從她那邊飄過來。

殷重光翻到第三個案件——那個二十八歲、成癮問題的男性。報案人是母親。家屬地址：中和區。他比對了一下之前地圖上的四個點。

在裡面。

週六上午。殷重光騎機車到中和。

那棟公寓在一條斜坡上。五層樓，外牆磁磚掉了幾塊，露出水泥底色。頂樓加蓋的鐵皮在陽光下反射出一道刺眼的白。一樓是洗車場，鐵捲門半開，裡面傳出高壓水槍的聲音。

殷重光把機車停在巷口，拿下安全帽，掛在龍頭上。他穿的是便服——一件深藍色的薄外套、深色長褲、球鞋。沒帶筆記本。沒帶識別證。

三樓。門鈴響了兩聲。

開門的女人大概五十出頭。頭髮盤起來，用一根黑色的髮夾固定住，有幾根灰髮從鬢角跑出來。穿居家服——淺色的棉質上衣、寬鬆的褲子、室內拖鞋。臉上沒有妝，眼周的皮膚鬆弛，下眼瞼有一種長期疲勞的青色。

她的第一個表情是防備。門只開了一道縫，鏈條還掛著。她從那道縫裡看殷重光的方式——先看臉，再看全身上下，再回到臉——像在判斷威脅等級。

「你好。」殷重光微微低了一下頭。「我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目前在做一個居民生活品質的調查。不知道方不方便聊幾分鐘？」

女人的目光在他臉上停了三秒。

「什麼調查？」

「就是⋯⋯社區的老人照護、身心障礙支援這些。政府新的一個方案。」他的語氣放得很慢，很軟。「不會佔您太多時間。」

女人猶豫了一下。她的手還扶在門上，指節因為用力而偏白。然後她把鏈條摘了。

「進來吧。」

客廳很小。天花板偏低，光線不好，白天也需要開燈。客廳燈是一盞圓形的吸頂燈，色溫偏黃，照得整個空間帶著一層老舊的暖。

沙發是那種深色的仿皮沙發，扶手的地方皮面已經裂開了，露出裡面的海綿。茶几上擺了一盒面紙、一個遙控器、和一杯已經涼了的水。牆上有一個鐘，走得很準。

殷重光坐在沙發的一角。女人——他在案件紀錄裡看到她姓陳——坐在對面的椅子上。一張靠背的木椅，上面墊了一個坐墊，布面上有碎花的圖案。

他注意到幾個細節。

茶几旁邊的地板上有一塊顏色不同的區域——方形的，大概六十公分見方。那個位置曾經放過什麼東西。搬走之後地板上留下了一個影子，四周是比較深的灰，中間是比較淺的原色。

電視旁邊的牆上有幾個釘孔。排列的方式像掛過相框。相框不在了。

走廊盡頭有一扇關著的門。門把上掛了一個那種旅館用的「請勿打擾」牌子。

殷重光的目光在那扇門上停了一秒，然後收回來。

「陳太太，住這邊多久了？」

「十幾年了。」她的聲音比門口時放鬆了一點。「我先生過世之後就搬過來。這是我娘家附近。」

「家裡就您一個人？」

她的手在膝蓋上攥了一下。

「對。」

殷重光用了三個不相關的問題做鋪墊。社區的垃圾收集時間、樓下洗車場的噪音、附近有沒有公園可以散步。陳太太的回答逐漸變長，語氣開始帶上一點日常抱怨的溫度——洗車場週末太吵、公園要走十五分鐘、隔壁的狗半夜會叫。

第四個問題。

「那個身心障礙支援的部分——家裡如果有需要長期照顧的對象，政府有一些新的方案。不知道您有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陳太太的嘴唇閉緊了。不是抿唇——是一種很短暫的、肌肉收縮的動作，像把什麼東西從嘴巴裡吞回去。

「沒有。」

殷重光點頭。「了解。那如果是⋯⋯比方說家裡曾經有過精神方面困擾的家人，有些支援資源——」

「我兒子不在了。」

殷重光停住了。不是刻意的停頓——是語意造成的。「不在了」可以是很多意思。

「您是說⋯⋯？」

「他走了。」陳太太的目光移到茶几上的那杯水。「不是死了。是走了。去一個地方。」

殷重光等著。

陳太太的呼吸加快了，但不是失控的那種。是那種在一個封口上施壓、裡面的東西開始從邊緣滲出來的節奏。

「你不知道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

她的聲音變了。不是音量，是質地。像一塊布被水浸濕之後的那種下墜——同樣的布料，同樣的形狀，但重量完全不同了。

「他十九歲開始喝酒。後來不只是酒。我不知道是什麼，醫生說是安非他命。他每次回來就偷東西。家裡的電視、微波爐、我先生的金戒指。偷了去賣。」

殷重光的手放在膝蓋上，不動。

「後來開始打人。不是每次。但你不知道哪次會打。」陳太太的目光從水杯移到自己的手上，看了一下自己的指節。「我們報過警。報了很多次。警察來了他就安靜了。很乖的。警察走了他又開始。」

她停了一下。牆上的鐘走了兩下。

「你知道什麼叫沒有辦法嗎？」她看著殷重光。那個目光不是在問他。是在確認一件她已經確認過很多次的事。「醫院不收——他不是急性期。社工來了、評估了、說會追蹤。追蹤到什麼？他每天回來的時候你們追蹤到了嗎？」

殷重光沒有說話。他不是社區協會的人。他是警察。他曾經就是接到報案電話、出勤、到場之後發現對方安靜了、然後離開的那種警察。

「後來有人告訴我們有一個地方。」陳太太的聲音壓低了。不是刻意壓低——是那種說到某些事情時身體自動調小音量的反應。「可以讓他去住一段時間。安靜的地方。有人照顧。」

「什麼人告訴你的？」

「一個朋友。她的情況跟我差不多。她女兒⋯⋯也是。」陳太太沒有說「也是什麼」。那個空白被兩人心照不宣地填滿了。

「那個朋友說，有個人可以幫忙。打一通電話就好。」

「什麼電話？」

「一個號碼。手機號碼。打過去會有人接。」

殷重光的呼吸維持在同一個頻率。他的聲音保持著剛才那種慢而軟的溫度，但他的肩胛骨之間——上次在莊培安辦公室裡收縮過的那個位置——又開始有感覺了。不是收縮。是一種持續的、很輕的壓迫，像有人把一枚硬幣平放在他的脊椎上。

「你打了？」

「打了。」陳太太的眼眶開始泛紅。不是一瞬間的——是一種緩慢的、從邊緣開始的充血。像衛生紙碰到水面，水從觸碰點開始往上爬。

「那個人問了很多。問家裡的情況、問他的病史、問用了什麼、問多久了。很仔細的。比醫院問得還仔細。」

「那個人有說自己是誰嗎？」

「沒有。」陳太太搖頭。「他只說他們是做這個的。可以幫忙。」

「然後呢？」

陳太太的眼淚掉下來了。

不是嚎啕——是一種安靜的、精疲力竭的流。眼淚從眼角滑下來，順著法令紋的溝走，在下巴那裡停了一下，然後掉在她膝蓋上的手背上。她沒有去擦。也沒有抽面紙。像這個液體已經流過太多次，身體不再把它當成需要處理的異常。

「我只是想讓全家人可以睡一個好覺。」

那句話出來的時候，客廳裡的吸頂燈突然閃了一下。不是壞了——是那種螢光燈老化之後偶爾會有的光衰。閃了一下就恢復了。

殷重光的胃動了一下。不是痛——是一種很具體的、物理性的擰轉。像有人把一塊濕抹布從中間擰水，只擰了半圈，然後停住了。水不上不下地懸在纖維裡。

他知道自己不該問下一句。不是因為不該問——是因為他知道答案。他已經在錄音裡聽過那個語境了。但他需要從這個女人嘴裡聽到。

「那個人⋯⋯怎麼找到你們的？」

陳太太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動作很快，像在處理一個麻煩而不是一種情緒。

「他們說⋯⋯」她吸了一口氣。

「是『回來吃飯』的。」

四個字。

殷重光聽到那四個字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反應不在腦子裡。在胃裡。像有人用手伸進去攥住了什麼——不是胃本身，是胃的底部、靠近脊椎的那個位置，一個他從來不知道有神經通過的地方——攥住了，然後不鬆手。

他的表情沒有變。他的呼吸沒有變。他的聲音沒有變。

但他的身體在那四個字之後，用了大約三秒鐘的時間，重新學習怎麼坐在一張沙發上。

「這個名字⋯⋯」他開口。喉嚨裡有一層薄薄的東西，像灰塵。「『回來吃飯』——是一個組織？一個服務？」

「我不知道。」陳太太搖頭。「他們自己這樣說的。打電話過去的時候，那個人說的。『我們是回來吃飯的。』就這樣。」

殷重光站起來的時候膝蓋發出了一聲不大的響。他走到門口，穿鞋。陳太太跟在後面，手裡不知道什麼時候抽了一張面紙，捏成一團。

「那個⋯⋯先生。」

他回頭。

「你們那個調查⋯⋯」陳太太的聲音小了下去。「不會有人來找我麻煩吧？」

殷重光看著她。一個五十歲出頭的女人，頭髮沒有全白但也快了，指節因為長年操持家務而變形，眼角的紋路比她的年紀深。她站在自己家的門口，擔心因為回答了幾個問題而被找麻煩。

「不會。」他說。「謝謝你。」

他走下樓梯。每一階都有回聲，在窄小的樓梯間裡往上彈。三樓的門在他走到二樓半的時候關了。

然後他聽到鏈條扣上的聲音。

她沒有忘記鎖門。

殷重光沒有立刻騎車離開。他走到巷口的騎樓下面，站在一台夾娃娃機旁邊。夾娃娃機的燈亮著，裡面堆滿了過時的卡通玩偶。機台的喇叭在放一首電子音樂，循環的旋律，音質很差。

他背靠著騎樓的柱子。柱子的磁磚涼的。

「回來吃飯。」

他把這四個字在腦子裡翻轉。

一個家庭的成員失蹤了。家屬打了一通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說：我們是「回來吃飯」的。然後那個人消失了。然後家屬撤案。然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柯映彤的母親在電話裡說的那些話。陳太太剛才在客廳裡說的那些話。這些話之間的距離近得讓他不舒服。不是因為相似——是因為真實。每一句都是真的。那個疲憊是真的。那個無奈是真的。那個「我只是想讓全家人可以睡一個好覺」是真的。

這不是綁架。

這個認知從他的腦幹某個地方浮上來，像水底的氣泡，不急不慢地穿透每一層。

這是一個服務。一個回應了某種需求的服務。家庭系統崩潰的時候，醫院接不住，社工追不上，警察來了又走，法律管不了一個沒犯罪的人。而在這些系統的縫隙裡，有人遞出了一雙手。

那雙手做的事情是什麼？

把人帶走。

他的胃又擰了一下。

殷重光從口袋裡摸出手機。他翻出隨身碟裡截圖的那個號碼——他已經背下來了——然後打開他在筆記本裡記的那六個家庭的聯絡資料。

預付卡。他知道這個號碼是預付卡。追不到實名。但通話模式是清楚的：同一個號碼，在每一個案件的報案前一到兩個月開始密集通話。每一個家庭都是獨立的接觸——他們之間不認識、不串連、各自在各自的絕望裡找到了同一個出口。

口耳相傳。鍾自芳說的。「我們不做廣告，也沒有網站。都是認識的人介紹。」

然後他想到社群帳號。之前查過的三個失蹤者——蔡朝陽、陳柏勳、游雅涵——帳號都沒有刪除，但活動頻率逐漸降低，最後歸零。當時他只覺得反常。現在他懂了。那不是失蹤者自己在衰退。是有人登入了那些帳號。登入，清除可能暴露訊息的內容，然後登出。帳號留著，看起來還在，只是安靜了。像一間沒有關燈的空房間。

善後。從電話號碼到撤案格式到社群帳號，每一步都有人收拾。

他把手機收起來。夾娃娃機的電子音樂還在循環。巷口有一個阿伯騎腳踏車經過，後座載了兩袋米。機車引擎聲、遠處的狗叫聲、洗車場的水聲。中和區一個普通的週六上午。

殷重光走回機車旁邊。他戴上安全帽的時候，扣環花了比平常多一點的時間才扣上。手指的精度比平常差了一點。

回到辦公室。

許芷蔓不在。她週六不用上班。辦公室裡只有他，和隔壁偵查隊值班的人斷斷續續的聲音。

殷重光把隨身碟插上電腦，打開第二段錄音。

他已經聽過一次了。但他需要再聽一次。

第二段錄音。一分四十三秒。柯母的聲音。「那個地方遠嗎？」「她去了以後⋯⋯可以打電話嗎？」

他在一分十二秒的位置暫停了。倒帶。重聽。

不是這一段。隨身碟裡只有兩個錄音檔。但柯映彤的筆記裡提到「十二月一日。決定開始錄音」。她錄的不只兩段。她是一個什麼都記的人——不可能只錄了兩次。

其他的呢？

被刪了。或者不在這個隨身碟裡。柯映彤把她認為最重要的兩段放進了「備份」。其他的可能在她手機裡——那支已經成為空號的手機。

殷重光把兩段錄音重新聽了一遍。這次他注意到一個之前沒有留意的東西。

第一段錄音。柯母說「她不吃藥」之後，電話那頭的人回答的時候，背景裡有一個聲音。很輕。像翻頁的聲音——或者像有人在滑手機的螢幕。那個人一邊聽、一邊在記錄什麼。

跟醫生問診的流程一樣。只是沒有病歷表格，沒有健保卡。

殷重光拿下耳機。他盯著螢幕上那個音檔的波形圖。波形很平穩——沒有爭吵、沒有威脅、沒有任何暴力的聲音特徵。這是一通正常的、禮貌的、有效率的服務電話。

他理解了。

蕭仲恆說的「服務」。鍾自芳做的事。陳太太口中的「回來吃飯」。這些碎片在他腦子裡重新排列。不是拼圖——拼圖意味著有一個最終的、完整的圖像。這更像是沙子。每一顆沙子都是真實的，但它們組成的形狀取決於你從什麼角度看。

從家屬的角度：一個救命的服務。一個在所有正規管道都失效之後出現的最後手段。 從失蹤者的角度：一個沒有人問過他是否願意的決定。 從法律的角度：什麼事都沒發生。成年人自願離開。家屬自願撤案。門一直是開的。

殷重光對這個理解感到噁心。不是道德上的噁心——是認知上的。他的思維框架裡有一個用來放「壞人」的格子和一個用來放「受害者」的格子。這個案子不屬於任何一個格子。壞人是疲憊的母親。受害者是讓全家人無法睡覺的兒子。或者反過來。或者兩個都是。或者都不是。

他把筆記本翻到新的一頁。寫了三行字：

一、網絡回應的需求是真實的。 二、被帶走的人沒有被問過。 三、每一個使用過這個服務的家屬都不會開口。

第三行他畫了底線。

因為他們都是共犯。

下午四點。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角度很低，把殷重光的影子拉到對面許芷蔓的桌上。他坐在椅子上沒動，面前的電腦螢幕已經進入省電模式，只剩一個黑色的畫面和偶爾飄過的螢幕保護程式。

他的手機響了。

螢幕亮起來。來電顯示：媽。

殷重光看著那兩個字。手機放在桌面上，震動讓它在桌上慢慢移動，每震一下往左偏一點。他看著它移動。

第三聲震動。他接起來。

「重光啊。」母親的聲音從話筒裡傳出來。帶著一點台灣國語的腔調，字尾會往上揚，像一條河到了下游變得比較寬、比較慢。

「嗯。」

「週末有沒有空？回來吃飯吧。」

四個字。埋在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裡面。

殷重光的胃——就是那個位置——那個他兩個小時前在陳太太的客廳裡第一次意識到有神經通過的位置——再一次被攥住了。

這一次比上次重。上次是陌生人嘴裡的四個字。這次是他母親的聲音——同樣的四個音節，只是尾巴多了一個「吧」。那個「吧」是全世界最正常的語氣助詞。但那四個字已經不正常了。

他母親的意思是回家吃飯。就是吃飯。像過去三十四年來每一通同樣的電話一樣。

但那個語境已經被覆寫了。

他的大腦知道這是他媽。他的身體不知道。身體只接收到五個音節，然後啟動了兩個小時前建立的新的神經迴路。胃底的那個位置收縮。喉嚨裡的棉花加厚了一層。呼吸需要主動控制才能維持在正常的頻率。

「重光？」母親的聲音帶著一點疑惑。「你在忙嗎？」

「⋯⋯沒有。」

「很久沒一起吃了。我煮你愛吃的。」

殷重光閉了一下眼睛。閉上的時候，陳太太的客廳、洪采寧手心裡的銀色隨身碟、錄音檔裡柯母壓低的聲音、鍾自芳在門口目送他離開的身影——這些畫面沒有按順序出現，而是同時存在，疊在一起，像一張曝光過度的底片。

他睜開眼。螢幕保護程式還在飄。

「好。」他說。

掛掉電話之後，手機的螢幕暗下去。殷重光把手機翻過來，螢幕朝下扣在桌面上。

辦公室裡很安靜。偵查隊那邊的值班人員大概去吃飯了。走廊上沒有腳步聲。窗外的後巷有一隻貓在垃圾桶旁邊走，走到一半停下來，看了看什麼，又繼續走了。

殷重光的兩隻手平放在桌面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間夾了一枚硬幣——他不記得什麼時候從口袋裡拿出來的。硬幣的邊緣卡在指縫裡，兩根手指施加的壓力恰好相等，硬幣懸在那裡，不會掉，也不會動。

一枚被固定的硬幣。

他看著它。金屬的表面反射著窗戶透進來的下午的光。十元。正面朝上。蔣的頭像。

他沒有推它。沒有磨它。沒有搭它。沒有任何一個動作。只是夾著。用一種精確到多餘的力道，把一枚硬幣固定在兩根手指之間。

像在控制一個不能被放下也不能被丟掉的東西。

他在那裡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從黃色變成橘色，再變成灰色。後巷的路燈亮了，橘色的光打在對面公寓的牆上。跟昨天一樣的位置。跟前天一樣的位置。

他沒有動。

硬幣夾在兩根手指之間。

窗外的燈亮著。走廊上慢慢有了腳步聲——值班的人回來了。鑰匙在門鎖裡轉動的聲音，從走廊那頭傳過來，很清楚。

殷重光的手指鬆開了。硬幣落在桌面上，彈了一下，發出一聲清脆的、很短的金屬響。然後停住了。

他把硬幣撿起來，放回口袋。

站起來。關電腦。拿外套。

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回頭看了辦公室一眼——兩張桌子、文件櫃、許芷蔓桌上的白瓷杯、自己桌上扣著的手機。

他關了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