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不在場的人

週三傍晚，殷重光把機車停在中和母親家樓下的時候，他的口袋裡放了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那張名片。

第二樣是姊姊的日記——他在永和套房翻了一整晚，最後把它裝進透明夾鏈袋，夾在上班帶的資料夾裡。帶著走了兩天，沒有再翻開，但他知道它在那裡。

第三樣是一份從警用資訊系統列印出來的出入境查詢紀錄。他在列印前停了三秒。印出來這個動作讓它變成紙本。紙本比螢幕上的字更難否認。

他在樓下站了一分鐘。三樓的燈亮著——那個光的顏色他很熟，黃的，暖的，母親偏好這種色溫，她說白色日光燈讓人看起來像在醫院。

一分鐘後他走進樓梯間。

三樓。他沒有按門鈴。

他站在門前，聽了幾秒鐘。裡面有電視的聲音，還有廚房的水聲——她在煮飯。

他敲了兩下門。

水聲停了。拖鞋的磨擦聲從裡面移過來。鎖轉動。門打開。

母親穿著圍裙。右手還拿著一把鍋鏟，鍋鏟的金屬面有一點水痕。她看到殷重光，眉毛動了一下——不是驚喜，是一種重新校準的表情，她的預設是他不會在沒有說的情況下突然來。

「重光？今天沒說要來啊。」她往旁邊讓，「進來啦，我正在炒菜，等我一下——」

「媽，」殷重光說，「我要跟妳談。」

他的語調沒有升降。不是問句。

母親的手在圍裙上擦了一下。她看著他的臉。她活了六十幾年，在他臉上找到了某個讓她靜下來的東西。

「進來。」她說。語氣也變了。

殷重光在餐桌坐下。

和上次不同的是：他選的是那個位置。不是他自己慣常的右側，是正對廚房的那個座位——母親的位置。他把資料夾放在桌上，打開，把兩樣東西取出來。

日記，夾鏈袋還包著。

出入境紀錄，A4紙，折成三折，打開攤平。

廚房裡火還開著。母親走回去把火關了。殷重光聽到鍋鏟放在爐台上的聲音，然後是她走回來的聲音——比平時慢。她沒有換姿勢，圍裙還穿著，站在餐桌旁邊，看著桌上那兩樣東西。

她認出了日記。

她的臉沒有大幅變化。但她站定的方式改變了——她的重心往後退了半步，像在確認地板在哪裡。

殷重光沒有開口。他等。

母親在父親的椅子旁邊站了兩秒——那張椅子已經被推到牆邊去了，她沒辦法坐那裡——然後她走到對面的另一張椅子，就是黃金葛後面那張，把花盆推到一邊，坐下了。她和殷重光之間隔著那盆植物，幾片葉子垂在他們中間。

她沒有看他。她看著桌面。

「這是若澂的？」她問。聲音平。客家腔調的國語。

「是。衣櫃裡的紙箱。」

「我知道在那裡。」她說。這句話讓殷重光停了一下——不是她知道他去翻了，而是她說「我知道在那裡」，好像她一直知道那個箱子在那裡等著，等著有一天被打開。

「她在美國。」母親說。

「沒有。」殷重光把出入境紀錄推過去。「出境，民國一百零二年二月十七日，目的地洛杉磯。台灣端無入境紀錄。美國入境紀錄，查無相符。」

他說的語速很慢。每一個資訊節點之間都停了一下，讓她有時間接收，也讓自己確認自己說的是事實，不是憤怒。

母親沒有看那張紙。她的眼睛看著桌面，看著木頭的紋路，那道從中間往右延伸的淺刮痕。她的手放在膝上，殷重光從這個角度看不到，但他能感覺到她的姿勢裡有某種向內收縮的動作。

沉默。

不是那種尷尬的沉默——是那種已經在某個地方等了很久的沉默，終於有人打開了門讓它走進來。

廚房裡有油煙還沒散完，混著一點洋蔥的甜味。

「媽。」殷重光的聲音比剛才低了一個音。不是因為憤怒消退了，是因為他進入了某個他在辦公室認識家屬的時候才會進入的模式——你必須讓對方感覺到你要的是真相，不是懲罰。「她在哪裡？」

母親的頭稍微低了一點。

「她⋯⋯」她開口，聲音有一點沙，「她有人照顧。」

「誰？」

「⋯⋯有人說可以幫忙。」

殷重光等著。

「那時候你爸住院。」她說，「你爸心臟不好，又是那個情況⋯⋯你若澂姊她，她那時候狀況不好，不是說她不好，是她自己也不好過。我知道。但你爸，醫生說壓力不能太大，你爸當時真的——」

她停下來。不是說不下去，是她在整理一個已經整理了十三年的說法，但現在要說出口，還是要重整一次。

「有人介紹，說有一個地方，安靜，讓若澂去那邊休息。重新開始。那邊的人照顧她，讓她好好生活，不用擔心這邊的事。」她的手從膝上拿出來，放在桌沿，手指抵著木頭邊緣。「我只知道她會被照顧得很好。他們說她在那邊⋯⋯過得比在這裡好。」

「什麼人說的？」

「一個朋友介紹的，那個朋友說她朋友的孩子——」母親搖搖頭。「我不認識那個人。就是電話。他們說有辦法，讓若澂可以去一個地方，重新開始。」

「去哪裡？」

「我不知道具體的地方。我⋯⋯他們沒有說。說安靜，說乾淨，說那裡的人會讓她好好的。」

「妳沒有問地址？」

「⋯⋯我有問。他說不方便說，說那個地方的規矩，不能讓外面的人直接去找。」

殷重光看著她。

母親的嘴唇動了一下，沒有發出聲音。她的眼睛紅了——不是眼眶泛紅，是那種深層的、從裡面來的紅，跟臉色沒有關係。

然後她哭了。

但她哭的方式讓殷重光的喉嚨一緊——她哭的不是愧疚。愧疚是一種往下墜的哭法，是承認自己做錯了。她哭的是委屈。她哭的是一個做了她認為唯一正確的事的人，現在被坐在她對面的兒子用眼神審問。

她的眼淚流下來，但她的身體沒有彎。她坐得直。

「我以為這樣是最好的。」她說。聲音沒有破碎，只是多了水。「她那時候太痛苦了，你不知道，你那時候還在學校，你不知道家裡是什麼情況。她每天，你爸每天，那個女生走了，你爸住院，若澂——若澂她在自己房間裡哭，我在外面聽到，我站在門外面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我叫她吃飯她說不餓，我叫她出來坐她說不要，我打電話給她說媽媽煮了你喜歡的菜，她說好，她回來吃，她進門就低著頭，吃完就說要走，連碗都沒留下來洗就走了——」

殷重光的手在桌面下面，他的指節抵著大腿。他的呼吸在胸腔裡停住了一層，往下走不動。

——她進門就低著頭。

他想到日記裡那一行。「我不想去，但我會去。」她去了。她低著頭走進來，吃了最喜歡的菜，然後走出去了。

他不知道那個時候是什麼臉。

「我只是想讓她好好的。」母親說。「我沒有——我不是想讓她消失。我是想讓她好。那個人說那邊有人照顧，說她可以重新開始，我⋯⋯我相信了。我知道那不好，但我相信了。」

「叫她回來吃飯，」殷重光說，「妳告訴他們的？」

母親的眼神有一秒的空白。然後：「他問我，若澂平常聽什麼才會回來。我說——叫她回來吃飯，她就回來。他說好，那就這樣說。」她的手指沒有離開桌沿，「就是叫她回來吃飯。」

「回來吃飯。」

殷重光閉上眼睛。一秒。兩秒。

他睜開眼睛。

他看著母親。她的眼睛還是紅的，手放在桌沿，身體還是直的。她現在的樣子讓他想到某種動物——不是脆弱的那種，是那種被逼到角落但沒有放棄自己的邏輯的動物，正在用牠唯一能用的方式說明自己是對的。

他沒有說她錯。

因為這是他最無法說出口的事——他理解她。

他理解那個站在走廊外面聽到女兒在哭、不知道怎麼辦的女人。他理解那個「正常的什麼都好說」，那句話是殘忍的，但他理解說那句話的人的邏輯——她不是不愛女兒，她是用她唯一知道的語言說愛，而那個語言裡有一個條件子句她從來沒有意識到是條件。

他理解這個，因為他也在這個家長大。

他也知道那個家庭系統的重量——姊姊出櫃後的那些年，父親的沉默，母親的努力正常，電視永遠開著填補說不出的話。他二十一歲在學校宿舍，電話裡聽到「家裡有點狀況」，他問什麼狀況，母親說「沒事，你好好讀書」，他說好，他繼續讀書。他沒有問下去。他讓那個「沒事」通過，讓它通過，讓它通過，讓它通過了十三年。

他和那些家屬的差距，只是他沒有打那通電話。

他選了不問。她選了打電話。結構是一樣的。

他的指節頂著大腿，力道漸漸加重，直到他感覺到一點疼。那個疼讓他重新定位自己在哪裡——他坐在母親的位置，面對她，背對廚房。

他站起來了。

不是推椅子、不是「走了」的那種站起來。他的椅子向後滑了半個身位，他起身，把日記推回夾鏈袋，把夾鏈袋放回資料夾。出入境紀錄他沒有收回去——那張紙留在桌上。

母親看著他。

「若澂在台灣。」他說。「不在美國。」

「⋯⋯」

「我要找她。」

母親的嘴唇動了一下。她沒有說不要找。她也沒有說好。她看著那張出入境紀錄，看了很長時間，像在看一份對她來說字都認識但意思她選擇不完全接收的文件。

「那個人說她過得很好。」母親說。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有一種空洞——不是說給殷重光聽的，是說給她自己聽的，一句已經說了十三年的話，在失去相信它的人之前，最後再說一次。

「媽。」

她抬頭看他。

「那個人的電話號碼，妳還有嗎？」

她搖頭。緩慢的，確定的。「換過很多次手機了。那時候的號碼都沒了。」

殷重光把資料夾拿起來。放到包包裡，拉上拉鍊。

「我走了。」

「重光。」

他轉頭。

母親的手還放在桌沿。她的眼睛還是紅的，但她沒有繼續哭。她看著他，他看著她，他不確定她要說什麼，他甚至不確定她知道自己要說什麼。

最後她說：「去找她吧。」

三個字。平的。不是祈求，不是放行，是某種她從十三年前就沒有機會說的話，用今天的聲音說出來。

殷重光點頭。他走出去了。門在他身後帶上，發出一聲比進門時略重的聲音。

走廊的感應燈亮了。他站在三樓，聽到裡面沒有聲音，然後電視的聲音又出現了——母親把音量調大了，填滿剛才留下的空洞。

他走下樓梯。

他在樓梯轉角停了一下。

右手。口袋。

硬幣在那裡。他把它摸出來，放在掌心，看了三秒鐘。

他吸了一口氣，說了一個字：「好。」

不是說給誰聽的。只是說出來了。

然後他把硬幣放進外套拉鍊的內袋——那個平時放耳機的位置，有一個小拉鍊可以封住。他拉上了拉鍊。

硬幣還在，但他把它鎖起來了。

他下樓。

電話在他騎到中和分局途中響了。

不認識的號碼。他在路口停下，接起來。

「殷偵查佐？」

聲音是女的，語速很快，帶著一點沙——是咖啡喝太多的聲音，殷重光認出來了。

「洪小姐。」

「你知道嗎，」洪采寧開口，「我昨天聯絡上阿彤的一個朋友，高中同學，她說——你有在聽嗎？」

「在聽。」

「她說她上個月收到一封信。寄件人沒有地址，是台東寄來的——郵戳，信裡面說在一個農場工作，很好，讓朋友不要擔心，說自己很忙，讓大家不要來找。」

殷重光靠在機車上。路口的紅燈還紅著，車流從旁邊過。

「信是阿彤的字跡嗎？」

「朋友說⋯⋯她說看起來像。但她說感覺不像阿彤的寫法，就是字跡像，但——她說阿彤平常寫信不會那樣寫。說詞很奇怪，像照著什麼抄。」

「郵戳上的地名？」

「她說只有台東市的郵局戳，沒有具體地址。但信封上有一個名字，她說農場叫什麼她沒記清楚，但肯定有台東兩個字，朋友說——」洪采寧停了一下，「朋友說問過一個在台東的朋友，說鹿野那邊有幾個這樣的地方，農場性質，但不知道確切哪一個。」洪采寧的呼吸有一點快，「我要去找她。」

殷重光說：「先別動。」

「可是——」

「洪小姐，」他說，「你現在單獨過去沒有用。你知道這些地方的規矩——沒有法律依據，進不去。就算進去也帶不出人。」

「那你——」

「我正在整理。」他說。這不是推託，是事實，雖然他也知道「整理」這個詞裡有多少未定數。「你把那封信的資訊給我，地址、日期、任何細節。不要一個人衝過去。」

沉默。

他能感覺到她電話那頭的情緒——那種終於有了方向之後不知道往哪裡放的急切，像在黑暗裡摸到了什麼，不確定是出口還是另一堵牆，但一定要往那個方向走。

「好。」她最後說。「我把資訊發給你。但殷偵查佐——」

「嗯。」

「你真的會繼續嗎？」她問，「你是說真的嗎？」

殷重光看著前方的車流。紅燈變綠了，車流開始動，他沒有動。

「是。」

他掛了電話。

分局三樓，辦公室。

許芷蔓在。殷重光進門的時候她正在印東西，印表機在角落喀喀喀作響。她瞄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把印出來的紙張從出紙槽拿走。

殷重光坐下，打開電腦。

他在桌面上打開一個新的記事本文件，把這幾天整理的東西開始往裡面輸入——不是用公務系統，是他自己的筆記，平文字，沒有格式，就是把所有的點連起來讓他能看清楚線。

六個案子，六個家庭，六份模式一致的撤案申請書。柯映彤，洪采寧的朋友，台東，一封語氣不對的信。他的姊姊，母親，「有人說可以幫忙」，一個沒有地址的地方，十三年。名片，便利商店的詢問，匿名電話到值班台。

「回來吃飯。」

他的手指停在鍵盤上。

許芷蔓把一疊資料放在她的桌上，轉過來，看著他的螢幕。不是偷看——她就是看，她在這個辦公室裡從不假裝自己沒看到什麼。

「這幾天的？」她問。

「嗯。」

她走過來，站在他桌邊，低頭看了幾行。不是看細節，是看結構——她看東西的方式通常先看骨架。

她看了一會兒，說：「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家屬，如果有其他選擇——如果有人告訴他們可以怎麼辦、有沒有其他的資源——他們還會這樣做嗎？」

殷重光把手從鍵盤上移開。他轉過頭看她。

「所以妳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沒有。」她的語氣很平，不是在辯論，「我覺得這是沒有選擇之後的選擇。但沒有選擇不等於可以這樣做。」

這句話停在辦公室裡。偵查隊那邊有人在大聲講電話，說案號說嫌疑人姓名。印表機又喀了一下，卡紙警報亮了。

許芷蔓走回去處理印表機，用她一貫的、不帶情緒的方式把卡紙拉出來，展開，確認沒有破損，重新放進紙匣。

殷重光看著她。

「妳有沒有做過什麼，」他開口，聲音有一點低，「後來覺得說不清楚是對是錯的？」

許芷蔓沒有轉過來。她還在調整紙匣。

「每個人都有。」她說，「差別在有沒有承認。」

她把紙匣關上，按了繼續鍵，印表機重新運作。她轉過來，看著他的臉，這次停了比平時更長的時間。

「你臉色不太好。」她說，不是問句。「今天去你媽那裡了？」

殷重光沒有回答，但他也沒有否認。

「怎麼樣？」

他想了一下。「她哭了。」

「然後呢？」

「她說去找吧。」

許芷蔓把雙臂環起來，背靠在文件櫃上。她的眼神是他認識的那種——工具性的，在計算什麼，但在計算的同時也帶著某個她很少讓人看到的東西。

「重光，」她說，「我跑了一件事。」

殷重光看著她。

「中和轄區失蹤人口。過去十五年，成人，已撤案，最後通訊位置在中和或新店。」她停了一下，「共二十七件。其中四件的撤案申請書和你之前給我看的六件高度相似——格式指紋一致。」

殷重光的椅子靜止了。

「你自己跑的？」

「在你不需要知道這件事的前提下，是。」她看著他，「莊組長如果問起來，我沒有做這件事。」

「妳為什麼——」

「因為，」她說，語速沒有變，「如果我不做，沒有人做。」她把那疊資料從桌上拿起來，走過來，放到他桌上，「二十七件裡面四件符合模式。這四件的家屬聯絡地址都在中和轄區，時間範圍——」她用手指點了一下最上面那張，「最早那件是民國九十二年。最近是一百一十年。」

殷重光的視線落在那疊紙上。

「謝謝。」他說。

許芷蔓已經轉身走回她的桌位了。她坐下，重新打開電腦，開始繼續她剛才在做的事，彷彿剛才的對話是一個她順便完成的動作。

但殷重光注意到她轉身的時候，她的肩膀放鬆了一點——那種完成了一件你做了才能放下的事之後，身體才肯鬆開的那種放鬆。

她沒有等他要求。她自己做了。

他把那疊資料放進資料夾，資料夾放進包包。

信件是隔天早上在他的辦公桌上的。

不是電子郵件。是紙本，白色信封，A4大小，普通的圖文印刷紙。信封沒有貼郵票，是直接放在他桌上的——夜班的人說是一早被放在一樓收件箱裡，上面寫了「中和分局 殷偵查佐 敬啟」，值班員不明來源，按照程序送到三樓。

殷重光把信封翻過來。沒有寄件人。

他拿了一雙一次性手套戴上，用開信刀劃開封口。

裡面是一張對折的白紙。打開。

字是印刷的，不是手寫。字體是標準宋體，十二號字，行距一點五。

「殷先生，您好。

我們注意到您近期對幾件已結案案件的持續關心。我們理解您的職責所在，也尊重您對這些事的投入。

但我們認為，您或許也能理解：有些人的離開，對所有人而言——包括離開的人本身——都是一種解脫。這不是傷害，是一種我們很難找到更好詞彙的、善意的安排。

如果您願意，我們很樂意當面說明。地點由您決定，時間由您決定。

我們相信，見過面之後，您會有不同的理解。

敬祝

——回來吃飯」

殷重光把那張紙放回信封。

他坐著，沒有動。

辦公室外面偵查隊照常運作——電話聲、椅子滾輪聲、某個人在找一份他以為在抽屜但不在那裡的文件，罵了一句然後去問同事。外面的走廊有人經過，影子從門縫透進來又消失。

他把信封放進自己的抽屜，拉開，然後把那張名片也拿出來放在旁邊。

名片：「我們只是想讓每個人都能好好吃飯。」

信件：「包括離開的人本身——都是一種解脫。」

兩種說法。同一個邏輯。

他坐著，在那個邏輯裡坐了一會兒。他的訓練告訴他這種措辭是一種技術——把加害框架進善意，讓受害者和旁觀者都接受一個他們本來不會接受的事實。他的訓練也告訴他，能這樣說的人，要麼確實相信這件事，要麼已經說了太多年，自己也沒辦法區分了。

他想到母親說「那個人說她過得很好」的方式。

他想到陳太太說「他們只是想讓每個人都能好好吃飯」的方式。

他想到他自己說「她去美國了」的方式，每次有人問起他姊姊。十三年。

他把抽屜關上。

他把電腦螢幕轉了一個角度，轉到讓他自己看得到、但從門口進來的人不容易直接看到的位置。

然後他打開一個新的搜尋視窗，輸入：台東鹿野鄉，農場，長照，生態。

下午兩點，殷重光在辦公室整理了一份清單。

他把清單寫在一張便利貼上，貼在桌子最下方的抽屜外壁——那個位置坐著看不到，要彎腰才看得到。

上面寫了兩件事。

第一件：台東鹿野鄉。找洪采寧，確認地址，在去之前先確認柯映彤的狀況——有沒有可能她已經不在那裡。

第二件：赴約。

兩件事的順序他想了很久。

邏輯上，先赴約比較有效率。先見那個「回來吃飯」的人，知道更多，再去找姊姊。去鹿野之前沒有充分資訊，進去要麼問不出什麼，要麼讓對方知道他知道多少，打草驚蛇。

但他在那個「邏輯上」三個字停了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他知道：他把「先赴約」放在邏輯前面，有一部分是因為找姊姊代表他必須去面對一個他十三年來用不問迴避的東西。赴約是他熟悉的動作——偵查員走進一個場合，觀察，蒐集資訊，控制場面。找姊姊不是這樣。

他的訓練沒有教他那個場面。

他坐著，承認了自己的迴避，然後把便利貼拿起來，把順序改了。

先找姊姊。

然後赴約。

他把便利貼貼回去，站起來，在辦公室裡走了兩步，站在窗戶前面，看著後巷的曬衣架。有人今天晒了一件橘色的雨衣，掛在外面，沒有風，垂著，形狀像一個人。

他的手機震動了。洪采寧，簡訊，地址和收信人名字，加上一句「朋友說那封信的筆跡有點抖，不像阿彤平常的字」。

殷重光把地址輸進地圖，確認了距離，把手機放回口袋。

他在心裡核算了一下現在手上的東西：一封信件，一個郵戳地區，四份額外的撤案申請書，一個母親說的「有人可以幫忙」，一個答應見面的「回來吃飯」。

夠了。不夠打完整場，但夠讓他朝一個方向走進去。

他轉身，把辦公室的燈關了，把門帶上，走出去。

在走廊盡頭，他碰到許芷蔓正從樓梯上來，手裡拿著一杯從外面買的奶茶，吸管還在封膜上沒有插。

她看到他。

「要去哪？」她問。不是阻止，是資訊確認。

「台東，」他說，「這個週末。」然後，「然後見一個人。」

許芷蔓把吸管插進奶茶，喝了一口，看著他。

「莊組長那邊怎麼說？」

「我請假。」

她沉默了一秒。

「我知道了。」她說，語氣沒有變，但她的眼神停在他臉上多了一拍，像在確認一個什麼，確認完了再收回去。「帶手機。」

「嗯。」

他走了。

許芷蔓站在走廊上，手裡拿著奶茶，看著他往樓梯走去的背影，他的外套口袋鼓著，他走路的步幅比平時大了一點點。

她轉身，走回辦公室。

那封信在他的抽屜裡。

晚上，他在永和的套房裡，茶几上的筆電這次是開著的，螢幕亮著，台東鹿野鄉的地圖在上面展開，一個小方框標示了洪采寧給的地址位置。周圍是丘陵和農地，最近的市區在二十分鐘車程外。

他的手機、筆電、地址、信件。

這次沒有硬幣。他把硬幣鎖起來了，鎖在外套的內袋，他沒有把外套脫下來，外套掛在門後的掛鉤上，那枚硬幣在那裡，不在桌上，不在他的手裡。

他在地圖上看著那個方框很長時間。

他想到姊姊日記裡那一行——「我不想去，但我會去。」

他想到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

他不想去。但他會去。

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習慣性認真的偵查員。是因為他是她的弟弟，他十三年來讓那個「不問」通過，讓它通過，讓它成為他們家桌上那盆黃金葛——放在那裡就放在那裡，成為家具，沒有人說要不要換掉。

他把地圖縮小，看了一眼整個台灣的輪廓，台東在東邊，他在西邊，中間有一條山脈。

他把筆電的螢幕開著，站起來，往臥室走。

這次他沒有把螢幕合上。

（全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