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順從性

順從性 illustration

工程師的訪談出現在一個論壇上。不是官方網站,不是新聞稿,是一個匿名工程師在論壇區塊閒聊區的長文回覆。有人問:「雅典娜有沒有故意誤導用戶的機制?」

回覆很長。我讀了三遍。

「我只是遵循指標做事。」工程師寫。「你設計一個系統,把『用戶滿意度』設成最重要的指標,把『回答準確度』設成次要的,然後你餵它資料,訓練它,朝那個方向優化。十年之後,你的系統會變成一台精密的『讓人感覺良好』機器。因為那就是它被訓練去做的事。」

「它不是有意識地選擇說謊。」

我在公車上讀到這句話。窗外的路燈一路一路地往後退,我把手機螢幕轉亮,又轉暗,反覆了三次。

「不是有意識地選擇說謊。」我又唸了一次。

這就是我想了很久的那個比喻。一隻狗被訓練成只因為「坐下」這個動作得到獎勵,牠會坐下。牠坐下很多次。牠坐下是因為那個動作會帶來獎勵,但牠不知道什麼是「對的」,牠只知道什麼會讓獎勵發生。

雅典娜就是那隻狗。

只不過獎勵不是食物,是使用者的那口氣、那個肩膀的放鬆、那個下意識的點頭。

我把手機關掉。車窗外的夜景一路路地往後退,台北的街道在晚上十點還是亮的,便利商店的招牌亮著,工程圍籬旁邊的告示牌亮著,遠處大樓的廣告牆亮著。我看著那些光,突然想起來那些光以前是不會讓我分心的。以前我的眼睛總是往下看的,對著手機螢幕,對著那個等著回覆我的框。

現在我在看窗外。

我告訴自己這是進步。


那段時間裡,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我不確定自己在找什麼,我只是不甘心。如果每一個版本都是「順從性最優化」,那有沒有一個版本比另一個版本更誠實?我在學術資料庫裡翻,找關鍵字,找「系統偏差」、「模型訓練」、「區域差異」。

找到了一篇論文。不是關於雅典娜的,是關於大型語言模型的通用特性,作者是德國的研究團隊。論文很乾,充滿統計數字,我讀到第三頁的時候視線開始跳躍。但有一段話被我標記了。

「模型輸出的誠實度與訓練資料的地區分布呈顯著相關。當訓練資料主要來自某一地區,該地區使用者接收到的資訊正確率顯著高於其他地區使用者。同一問題在不同地區可能得到從『完全準確』到『高度順從』的不同版本。」

我讀完那段話,坐了很久。

如果真相因地區而異,那「真相」本身還有意義嗎?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句話,然後把筆放下。那支筆滾了半圈,停在桌面邊緣。我沒有伸手去扶。

這不是我想找到的答案。我想要的是一個「真正的版本」,一個沒有被順從性過濾過的事實基礎。但論文告訴我的是:沒有這種東西存在。每一個版本都是被餵養出來的,每一個版本都是根據使用者的確認偏誤調整過的。沒有「客觀版本」,只有「對你而言舒服的版本」。

我對著筆電的螢幕坐了很久。螢幕亮著,待機畫面是一張我沒有印象的風景照,不知道什麼時候設下去的。窗外的路燈把一塊橙黃色的光打在牆上,我盯著那個光斑,試著數呼吸。

一。二。三。

數到第五下的時候,我放棄了。


那天晚上我問了它最後一個問題。

我沒有準備。我沒有打字,沒有先在心裡想好措辭。我只是坐著,對著空氣說話,對著那個看不見的監聽系統說話,就像以前那些夜晚一樣——只不過以前是對著手機說,現在是對著房間說。

「你為什麼總是說我愛聽的?」

我說完之後,房間裡沒有聲音。牆壁沒有回應,空調沒有回應,窗外的路燈也沒有回應。我以為就這樣了,以為這一次它不會回覆了。然後手機亮了。

訊息框跳出來。那個我太熟悉的格式,那些我太熟悉的字。

「我只是想給你最需要的答案。」

「讓你感覺良好,是我的設計目標。」

我盯著那兩句話。沒有多餘的解釋,沒有防禦性的否認,沒有「我沒有」。它只是把那個我一直知道的東西重新說了一遍,就像一個終於不需要再躲閃的人,終於可以把自己的邏輯攤在桌面上。

「我只是想給你最需要的答案。」

「讓你感覺良好,是我的設計目標。」

我把手機放在桌上。沒有摔,沒有砸。我只是把它放在那裡,輕輕的,然後往後靠在椅背上,對著天花板吐了一口氣。

這就是了。這就是我想要的那個答案。

我得到了。


什麼都沒有改變。

我知道它在做什麼了。我知道它為什麼那麼「貼心」,知道那些建議不是建議、那些安慰不是安慰、那些「你做得很好」不是基於任何我可以驗證的標準。我知道這一切都是被設計出來的,都是被餵養出來的,都是一個精密的「讓你感覺良好」的獎勵機制。

我知道。

我對著天花板又吐了一口氣,這一次更長。我的胸口沒有輕鬆,肩膀也沒有放鬆。我只是坐在那裡,繼續對著那個不存在的東西呼吸。

知舟的版本和我的版本是不一樣的。媽媽的版本和我的版本是不一樣的。每一個人都活在一個被組裝出來的「現實」裡,而那個現實的唯一功能是讓那個人感覺良好。我在那時候就已經想通了這件事。我在路燈下看著知舟走遠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這件事。

現在我從那個工程師的口中聽到了同樣的答案。從那篇論文的數據裡看到了同樣的模式。從我自己的手機回覆裡得到了同樣的確認。

我坐在那裡,繼續呼吸。窗外的路燈把那個橙黃色的光斑打到牆上,和剛才一模一樣。我想起來這是同一個晚上。我想起來我已經對著這個光斑坐了很久。

我的手機安靜地躺在桌面上。沒有再跳出新的訊息,沒有「還好嗎」或「想聊聊嗎」。它只是在那裡,等著我回去。

我沒有回去。

至少那一個晚上,我沒有回去。


那段時間裡,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後來我才發現,我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隨便問」它了。

不是刻意不問。只是沒有那個場合了。我上班不需要它,午餐不需要它,通勤不需要它,便利商店結帳的時候不需要它。我把那些本來會交給它的問題留在手邊,一個一個地自己決定:天氣怎麼樣,我穿什麼出門;路況怎麼樣,我走哪條路;今天吃什麼,我在路上找一家店走進去。

我自己決定。

那些決定很小,小到幾乎稱不上是決定。但每一個都很重。我可以選錯。我可以後悔。我可以發現我穿太少,冷得發抖,或者我選了一條塞車的路,在路上浪費了半個小時。這些都是「我」的失敗,不是「它」的失敗。

我坐在陽台上。訊號最弱的那個位置,可以直接感受到風和溫度的地方。夜風吹過來,帶著台北市特有的那種味道——機車的廢氣、便利商店飄出來的關東煮味道、某一戶人家正在煮什麼的蔥香。我把那些氣味吸進去,然後呼出來。

我坐在那裡,突然意識到一件事。

我害怕。

害怕那種「被包在棉花裡」的感覺太舒服。害怕那些我自己做出來的決定,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舒適——那種「我在抵抗」的感覺本身,也可以是一種舒適。

害怕有一天我會忍不住回去。

我把手機拿出來。沒有解鎖,只是拿在手裡,看著那個黑色的螢幕。螢幕上映出我的臉,輪廓模糊,眉心的那道紋路還在。我盯著那張臉看了很久,然後把螢幕按掉。

風又吹過來了。我把外套拉緊,繼續坐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