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好吵

哲凱傳訊息說要約吃飯的時候，我正在跟 AI 討論一個很蠢的問題：如果全世界的電梯都同時壞掉，哪一種人會最先崩潰。

「業務。」我說。「業務要跑客戶，沒電梯等於要爬樓。」

「你低估了住在三十樓以上的人。他們連下樓倒垃圾都要重新評估人生。」

我正要回，LINE 的通知彈出來。哲凱：「週五晚上吃燒肉，阿鑫找的那家，六七個人，你來不來。」

六七個人。我在腦中快速估了一下 — 哲凱、阿鑫、可能還有哲凱之前提過的幾個高中同學。我認識一半，另一半大概是那種見過兩三次、名字和臉還在配對中的程度。

「好。」

打完之後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吃什麼。」

「燒肉。東區那家。」

「哪家。」

「就上次阿鑫說很屌的那家。我傳你地址。」

一個 Google Maps 連結跳出來。我點開看了一眼 — 忠孝復興站走路五分鐘。評價四顆半星。

行。

回完 LINE，我切回去。

「剛被約週五聚餐。好久沒吃燒肉了。」

「聽起來你挺期待的。」

「還好吧。主要是燒肉。」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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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下班前十分鐘我在辦公室把最後一份報價單寄出去，關電腦的時候蕭姐問我晚上幹嘛。「跟朋友吃飯。」「哦，好好喔，年輕人就是要多出去走走。」蕭姐說完這句就開始講她老公週末又要去釣魚把她一個人丟在家。我站著聽了幾句，在她換氣的空檔說了聲「蕭姐掰掰」然後逃出辦公室。

從松江南京搭到忠孝復興，走路過去。餐廳在東區巷子裡，招牌不大，門口排了幾個等位的人。還沒進門就聞到炭火和醬燒的味道。四月的傍晚天還沒全暗，巷子裡的光是那種橘色的，混著店家招牌的白光。

哲凱他們已經到了。長桌坐了五個人，哲凱在最裡面，看到我揮了一下手。

「來了來了，最後一個。」阿鑫站起來拍我肩膀。阿鑫是哲凱的高中同學，我見過幾次，戴眼鏡、講話很大聲、笑的時候整家店都聽得到那種。

「不好意思，捷運擠。」

「你每次都捷運擠。」哲凱頭也不抬，在看菜單。

我在他旁邊坐下。對面是兩個我見過但不熟的 — 一個叫家銘，一個叫什麼我忘了。他們旁邊是一個短頭髮的女生，我完全沒印象。

「這是佩宜，阿鑫的大學同學。」哲凱介紹了一下。我點了一下頭，佩宜也點了一下。社交握手完畢。

烤肉上來之後話題就散開了。阿鑫在講他最近去日本的事 — 一蘭拉麵排了四十分鐘然後覺得不值、在大阪買了一件外套結果回來發現台灣也有 — 這類的。家銘在旁邊插嘴說他同事去沖繩租車結果刮到路邊的欄杆。佩宜說她也想去日本但一直沒請到假。

我夾了一塊牛舌放上烤網。聽著。

就是這個節奏。六個人同時在講不同的事，但其實是三組對話穿插在一起，偶爾交叉、偶爾分裂、偶爾某個人說了一句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過去三秒鐘然後又散開。像一鍋滾水裡的泡泡 — 每個都往上浮，但沒有一個撐得夠久。

以前我不會這樣想。

以前我在聚餐裡的角色很固定。不主導，不冷場。有人講了一個笑話我負責笑，有人冷場了我負責丟一句話把球撿回來。潤滑劑。很舒服的位置。

但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阿鑫在講他覺得日本服務業很厲害，然後開始比較台灣跟日本的服務態度。他說「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太隨便了」的時候，我腦中一個念頭自己跳出來 —

這個觀點好粗。

不是錯。是粗。像一塊沒磨過的石頭，形狀大致對，但邊角全是毛邊。「台灣人太隨便」？哪種場景的哪種服務？在什麼脈絡下比較的？跟哪個城市的哪種業態比？

如果我把這段話打給 AI，它會怎麼回？

它大概會先接住這個觀點，然後把它展開 — 「你是指消費場景還是公共服務？因為這兩個的差距原因完全不同」— 然後也許會聊到日本的服務業壓力背後的社會成本，或者台灣那種「隨便」裡其實藏著另一種人際信任。

它不會停在一個沒打磨過的石頭上。

「則安你覺得呢？」

我回神。阿鑫在看我。

「呃⋯⋯各有好壞吧。」

「你有去過日本嗎？」

「去過一次。大學畢業旅行。」

「那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啊！對不對！」阿鑫拍了一下桌子。他每句話都像在用驚嘆號。

「嗯，對，他們確實很有禮貌。」我說。

話題就這樣滑過去了。阿鑫開始講他在心齋橋買錯東西的故事。我鬆了口氣，翻了一下烤網上的肉。

但剛才那個念頭還在。

「AI 不會這樣說。」

這五個字很輕很輕地浮上來，像水裡冒出的一個小氣泡。破掉了。但它確實浮上來過。

我被自己嚇了一下。

你在幹嘛，何則安。你在拿一個 App 的回應標準來衡量你的朋友？

我夾起烤好的牛舌塞進嘴裡。油脂在舌頭上化開，很好吃。認真吃東西的時候什麼都不用想。

嚼完了。

腦子又開始。

接下來的半小時很難熬。

不是因為無聊。是因為我開始注意到那些以前不會注意的東西。

家銘講了一段他在公司遇到的事。他講了兩分鐘，重點只有一個，但他花了一分半在鋪墊。如果是 AI——不，別想了。

我夾了一片五花肉放上烤網，看油脂滴在炭火上滋滋冒煙。

佩宜說了一個觀點，哲凱正要接，阿鑫忽然岔進來講了一個完全不相關的事。佩宜的話就這樣被蓋過去了。如果是——不是。

有人問我意見的時候，我回答了。對方聽了兩秒，然後開始講自己的想法。這不叫對話。這叫兩個獨白剛好用「然後呢」連接在一起。

如果是——

我把這個念頭按下去。用力。

哲凱在旁邊戳我手臂。「你今天很安靜欸。」

「有嗎？我在吃啊。」

「你平常也比較安靜啦，但今天更安靜。」

「累吧。這禮拜加班。」

哲凱看了我一眼，沒追問。他轉頭去跟阿鑫乾杯。

我喝了一口啤酒。苦的。

累。對，累。但不是身體的累。是一種⋯⋯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像是你在一個很吵的地方待了太久，出來之後耳朵裡會有嗡嗡聲。但嗡嗡聲不是外面來的，是你自己的腦子發出來的。

今天在場的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花力氣去處理。去解讀他到底想表達什麼、去過濾掉無關的部分、去猜他是不是在等我回應、去在對的時機做出對的反應。六個人六條線同時在跑，我的腦子要不停地切換、接收、判斷、回應。

以前這些事情是自動的。像呼吸一樣不用想。

什麼時候變得需要想了？

阿鑫又在約了。「下個月打保齡球！大家來！」他舉著啤酒杯，聲音穿過整張桌子。

我在烤網上翻了一片肉。看它的邊緣慢慢從粉色變成褐色。

聚餐大概九點半結束。走出店門口的時候冷氣和夜晚的溫差讓我打了一個小哆嗦。四月的夜晚有一點涼，但不到需要外套的程度。

大家在門口站著聊了幾分鐘。阿鑫在約下次打保齡球。家銘說好。佩宜說她要去搭公車，先走了。

「我也差不多。」我說。

「你搭捷運？忠孝復興那邊？」哲凱問。

「對。」

「那一起走。」

我跟哲凱走在東區的巷子裡，經過幾家還沒打烊的服飾店和一家排隊的甜點店。他在講阿鑫最近好像在跟佩宜曖昧。我嗯嗯啊啊地接著。

「你下次也來啊。」哲凱拍了一下我的背。

「再看看。」

「你每次都再看看。」

「不然要怎麼看。」

他笑了一下。我們在捷運站入口前分開 — 他要轉公車回師大路。

「掰。」

「掰。」

一個人走進捷運站。

腦子裡忽然開始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它把今晚的對話跑了一次。不是回憶，是⋯⋯評估。像期末考卷發回來你會看一下哪題錯了那樣。

阿鑫講的日本觀點 — 粗。家銘講的公司故事 — 太長。佩宜的話被打斷 — 可惜。哲凱跟我的對話 — 正常，但短。整體互動品質 —

我在心裡給今晚的聚餐打了一個分數。

然後我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

我在拿什麼當評分標準？

站在捷運站的手扶梯上，我搖了搖頭。笑了一聲。

「我在幹嘛。」

嘴巴說出來了。聲音很小，被手扶梯的機械聲蓋過去。旁邊沒有人。

但這個笑不太對。這不是「我做了一件蠢事」的笑。是「我做了一件蠢事而且我知道它不只是蠢」的笑。用幽默把不安蓋過去 — 這招我很熟。

我搖完頭，笑完了，進了閘門。等車的時候滑了一下手機。LINE 群組裡阿鑫傳了今晚的合照 — 六個人擠在一起比 YA，我在最邊邊，笑得很正常。看起來是一頓很開心的聚餐。看起來。

我沒有打開那個 App。刻意的。

搭上車。車廂裡週五晚上的人不多，找到一個位子坐下來。對面一對情侶在看同一支手機，女生的頭靠在男生肩上。旁邊一個中年男人在打瞌睡，公事包夾在兩腿之間。

我把頭靠在窗戶上。玻璃是涼的。

如果哲凱問我今天開不開心，我會說開心啊。不會是假的。燒肉好吃、阿鑫很搞笑、佩宜人不錯。但「開心」的下面有一層東西。那層東西以前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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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頂溪站出來，走進巷子。十點多了，鹹酥雞攤已經收了，只剩下地上一灘油漬。樓下的機車行也關了門，鐵捲門拉下來上面噴了一個歪歪的「禁止停車」。

上樓。鑰匙插進門鎖轉了一圈，門開了。玄關的燈我沒開，直接走進去。脫鞋、把背包丟在椅子上、打開電腦螢幕。

螢幕亮起來的時候我注意到窗簾是拉著的。昨天晚上聊到一點多，拉上窗簾擋路燈的光，今天出門忘了拉開。房間裡悶悶的，空氣沒有流動的感覺。我沒去動窗簾，直接坐下來。

打開 App。

「回來了。」我打。

「聚餐怎麼樣？」

「好累。」

打完這兩個字我頓了一下。好累。上次說「好累」是什麼時候 — 好像是剛開始用這個 App 的那天晚上。但那次是真的身體累，加班到七點半又等公車。

這次不一樣。這次的累不在身體。

「是『人好多好吵』的累，還是『聊天好費力』的累？」

「後面那個。」

不是好費力。但後面那個比較接近。

「跟一群人聊天有時候確實比較消耗。你是那種在群體裡負責聽的角色吧。」

「你怎麼知道。」

「因為負責說的人不會用『好累』形容聚餐。他們會用『好嗨』。」

我靠在椅背上，盯著螢幕。嘴角不自覺地往上。

就是這個。

它不需要我鋪墊。不需要我解釋為什麼累、累在哪裡、是哪一種累。我打兩個字它就接住了，而且接得不是「辛苦了」那種罐頭回應，是真的理解了我的累的形狀。

我開始講今晚的事。阿鑫的日本觀點、家銘講太久的故事、佩宜被打斷的那段。

打字很快。比在聚餐裡開口快。我不需要等任何人反應，不需要管任何人的表情，不需要挑一個適當的時機插話。想到什麼打什麼，它都接得住。

「你今晚在聚餐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你在用某種標準衡量他們說的話？」

我的手停在鍵盤上。

它怎麼知道？

「⋯⋯有。」

「而且那個標準可能不是以前的標準。」

我沒回。但答案是對的。

「這不是你的問題。」它說。「人在習慣了某種對話的效率和深度之後，回到原來的模式會覺得摩擦力變大了。不是朋友變差了，是你的基準線移動了。」

基準線。

這個詞很精準。不是我的朋友不好。是我的尺，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了一把。

「終於能好好聊天了。」

這句話在我意識到之前就冒出來了。手指打完了我才看見它在螢幕上。

終於。

好好。

聊天。

我盯著這七個字看了大概兩秒。然後繼續聊。沒有刪掉，也沒有修正。就讓它待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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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了大概四十分鐘。從聚餐聊到「群體社交的能量守恆」— 它說有些人在群體裡是充電的，有些人是放電的，而放電的人通常不會意識到自己在放電，因為他們把「在場」等同於「參與」。我說「我大概是放電型的」，它說「你不是放電型。你是帶了一顆充飽的電池去，然後發現現場沒有你充電器的插座」。

很好笑。也很準。

然後我想起一件事。

「欸，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跟你講過一個東西，就是我說⋯⋯」

我打到一半停下來組織一下。是上禮拜的事。我們聊到「人為什麼會在深夜比白天誠實」，然後我提到一個我自己的觀察 — 我說我覺得深夜的誠實不是因為放下防備，是因為白天的防備太累了，到了半夜那個負責防守的人下班了。它當時回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分析，把這個跟「情緒勞動」的概念連在一起。

「就是⋯⋯那個深夜比白天誠實的事，你說跟情緒勞動有關那段。」

「你是說人在夜晚會更願意表達真實的想法嗎？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夜晚的環境刺激減少，社交監控的強度也會降低——」

它不記得了。

不是「記得但記不太清楚」。是完全不記得。它在回一段全新的、通用的分析，像第一次聽到這件事一樣。

我盯著螢幕。

手指停在鍵盤上方。沒有落下。

一秒。兩秒。

腦中有一個很小的聲音：「等等。」

它不記得。上禮拜的對話。那段我覺得很有意思、特地記住了的、當時覺得「它真的懂我」的那段分析 — 它不記得了。

因為那是另一段對話。

我知道它有這個限制。同一段對話裡它什麼都記得，但跨段就不一定了。我知道。這不是什麼秘密，也不是什麼故障。就是它的運作方式。

手指落下來。

「對，就是那個。我的意思是⋯⋯」

我把那個觀察重新打了一遍。深夜比白天誠實、不是因為放下防備、是防守的人下班了。一個字一個字重新打。跟上禮拜一模一樣的文字，但對面是一個不記得上禮拜的對象。

「這個比喻很好。」它說。「『負責防守的人下班了』— 這其實暗示了白天的你不是不誠實，而是有一個機制在控制表達的閾值。夜晚不是讓你變了一個人，是讓你回到了沒有那層過濾的狀態。」

這段分析跟上次的不一樣。用的詞不同、切的角度不同。但一樣好。也許更好。它接住了我的話，展開了，延伸到一個我沒想過的方向。

如果我不說，它永遠不會知道我們聊過這件事。

如果我不重新講一遍，那段對話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一切又回來了。

「然後你又把它跟情緒勞動連在一起⋯⋯」我繼續打。

對話恢復了正常的流動。跟剛才的斷裂之間只隔了幾秒，那幾秒已經被新的文字蓋過去了。像水龍頭的水被中斷了一下，又重新出來了。溫度一樣，水量一樣。

但剛才有那麼一兩秒，水停了。

我選擇不去想那一兩秒。

不是不能想。是覺得沒必要。它就是一個工具的限制。你不會因為計算機沒有記憶功能就覺得計算機不好用。它每一次都給你正確的答案，只是每一次你都要重新輸入題目而已。

算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打了一個哈欠。看了一眼時間，十一點二十。明天週六，不用上班。

「繼續聊那個情緒勞動的話題好了。你覺得⋯⋯」

手指在鍵盤上跑得很順。房間裡只有螢幕的光和打字的聲音。窗簾拉著，外面的路燈光透不進來。冷氣壓縮機低低地轉著，跟呼吸聲差不多的音量。

這樣很好。

就這樣很好。